年仅二十四岁的徐世勣，生命岌岌可危，仿佛死神已近在咫尺之遥。

大业十三年，瓦岗军新任领袖魏公李密筹划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宴席，意在款待前任首领翟让以及瓦岗军的资深将领们。徐世勣、单雄信和王伯当等元老亦在受邀之列。这场宴席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策略与较量。

翟让的“让”，名副其实。自他将权位交于李密之后，瓦岗军虽如日中天，发展迅猛，却也悄然孕育了内部的纷争。

李密策划了一场致命的宴会，目标是翟让。他巧妙地将随从撤离宴会现场，留下翟让独自观赏一个崭新的神秘物件——一把精巧的良弓。翟让的好奇心被吸引，接过了李密递来的弓。他欣赏之际，突然一股寒意袭来。正当翟让拉满弓弦之际，李密事先安排的刺客如同影子般突然出现，毫不犹豫地拔刀猛砍向翟让的生命。这一切如同瞬间发生，血腥与惊愕充斥整个宴会场所。

目睹翟让身死，血染大地，徐世勣等人心中惊恐万分，怀疑自身是否亦在李密的暗杀名单之列，顿时陷入混乱。然而，徐世勣行动最为迅速，奔向逃生之门。然而，命运似乎并未眷顾于他，刚刚逃到门口，便被李密手下猛士一刀重创脖颈，生死一线。

李密原本打算仅诛翟让及其亲信，对徐世勣等元老则施以安抚。然而，眼见乱兵已经失控，他立刻果断行动，大喝制止。随后，他亲自下令将重伤的徐世勣带到自己的营帐内，亲自为其处理伤口。这一举动迅速稳定了局势，显示出李密的决断与关爱。

故事起波澜于一次意外之动乱，宛如惊雷唤醒沉睡的夜，但喧嚣过后，一切归于宁静。

在鬼门关九死一生的经历，让徐世勣性情大变，对生命极为珍视。即便后来成为帝国的重要将领，他的政治理念依旧是谨慎低调，如同不倒翁般平衡。他经历了风云变幻的大唐初年政坛，不轻易涉足纷争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了他的座右铭。

【01】

李勣这个名字，比徐世勣更被人们熟知。尽管两种叫法代表了同一人物的身份变迁，然而人们在讲述这位人物的生平事迹时更乐于用李勣这个名字。

徐世勣自归降唐朝起，便被唐高祖器重并赐姓李氏。他的身份历经数次变化，特别是在永徽年间，因为名讳与唐太宗李世民冲突，不得不改称为李勣。尽管家族经历了不少起伏，但在后世史书中，他的名字更多地被记载为李勣。下文统称此人为李勣。

李勣年轻时便以勇猛著称，谈及过往岁月，他自豪地讲述自己的成长历程。年少十二三岁，便已经身为无所畏惧的豪杰，遇见敌人绝不手软；十四五岁时更是成为一名凶悍的盗贼，只要有人让他感到不快，便会毫不留情地铲除。到了十七八岁，他成为战场上的猛将，冲锋陷阵，杀敌报国。到了二十岁时，他已成为天下闻名的大将，用兵如神，以救人民于水火为己任。

李勣早年性情暴躁如雷，锋芒毕露的自述，大致描绘了他从轻率少年成长为参与隋朝末瓦岗军的曲折经历。经历了风起云涌的岁月洗礼，他的故事宛如一段激昂的人生赞歌。

命运之轮开始缓缓转动，就在那个特殊的时刻。

李密暗中斩杀翟让后，瓦岗军表面风光无限，但背后已隐藏着无法弥补的裂痕。

李密统领的瓦岗军主力与洛阳的王世充势力正处于紧张对峙状态。在瓦岗军的三位元老级将领中，王伯当对李密忠心耿耿，矢志不渝地追随；单雄信在“鸿门宴”上虽曾求饶，但内心对李密并不信服；而李勣在伤势恢复后，肩负着镇守黎阳的重任，此地作为粮仓，成为各方势力的争夺焦点。

当年李密运筹帷幄之中，将瓦岗军推至起义的高峰，使其雄踞山东。然而，后来他的决策失误频发，接连与宇文化及、王世充两股力量交锋，最终导致了势力的衰败和元气的严重损伤。

瓦岗军崩溃之际，单雄信引领自己的部队倒戈向王世充投降。与此同时，李密与王伯当选择逃离，奔向关中的新兴政权——李唐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命运分道扬镳。

黎阳的青年李勣，年仅二十多岁，但早已涉足起义洪流，经历了漫长的革命洗礼。面临重要抉择，他面对的不仅是占领黎阳以东广大领土的机会，还需面对未来归向何方的问题。是要跟随瓦岗军残部继续前行，还是像昔日好友单雄信或旧上司李密那样，选择投奔其他势力？李勣的每一步都关乎生死和荣耀。

魏公李密曾是一名叛徒，他挥臂高呼，聚集数十万人，声势浩大，横扫天下。然而他的事业遭遇惨败，最终归于唐朝的统治。这是因为，历史的命运早已注定，天下大势不可逆转。如今，你身处风口浪尖之地，身处争夺的中心地带。如果你不早点规划自己的道路，抓住机遇，那么你面临的将会是一败涂地，错失大事！这是一个警示，你需要认真对待，时刻警惕周围的变化。

魏徵向李勣坦言，老兄，昔日我们跟随的李密大哥虽英勇善战，如今也已归顺天命所归的大唐。你负责的黎阳，如今形势严峻，如坐针毡，我劝你早做打算，与我们一同归顺唐朝，方为上策。

李勣深思熟虑后，决定归顺唐朝，但不是以个人名义行事。他向副将郭孝恪表达了意见：“我们所处之地，其民众与土地都是魏公的。若我贸然将此地献上，似乎是在利用败军之将的名义来博取功名，谋求荣华富贵，这种做法我难以启齿。因此，我认为更好的做法是将我们所辖的郡县、土地、居民以及兵马等如实上报给魏公，再由他转献给大唐。”

武德元年，李勣命令郭孝恪带着一份重要的奏章前往长安朝见。这份奏章包括黎阳地区的户籍登记册，并将这份册籍交给李密转交给唐高祖李渊。这其中有着关乎天下的关键事宜。

听闻李勣遣使进关，唐高祖欣喜万分。但闻知郭孝恪先行拜见李密，心中略感疑惑。待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后，唐高祖恍然大悟，连声赞叹：“徐世勣无愧于心，功高不自傲，真正是个忠诚的国家公仆！”于是，特赐李氏国姓，委任他掌管东起虎牢关的地域。

自李密诛杀翟让后，瓦岗军的众将领日夜难安，李勣几乎命丧黄泉，因此对李密的行为深恶痛绝。李密将李勣派遣至黎阳，虽名义上赋予重任，实则疏远其地位，暗藏隔阂。

在乱世的风云中，李勣这位曾历经生死劫难的人深知，忠诚是老板最看重的资本。

李勣尽管与李密有过节，但他作为瓦岗军的一员，随着前老板的转型和团队的重组，他需要转变身份加入新的阵营。加盟新队伍，是他表明对李密忠诚的一种方式，同时也能遮掩他和李密之前的矛盾与不和。这种方式也显示出他能够融入新环境并快速适应现状的能力。

唐高祖对李勣的表现深表赞赏，确信他是一位可托付重任的精英。

李密的行为令人失望，他背离信义，用计谋害了翟让，夺得了权力。如今他投降唐朝，尽管与李渊同出关陇贵族，但难以避免被猜疑的命运。

不久之后，李密因对降唐后的冷落心生不满，开始暗中策划反叛。最终，他和王伯当一同走上了断头台。

唐高祖暗中策划了一场计谋，他派遣使者带着李密的首级作为信物，邀请李勣前来朝廷。这一行动实则是一场严峻的人品考验，意在探究李勣的真实反应和态度。

当李勣目睹李密的首级，他的悲痛如潮水般涌现，内心充满了无尽的哀思。他呈上奏折，语气恳切地请求李渊允许他收葬李密的尸身。唐高祖观察到李勣的悲伤非比寻常，误以为他是出于对旧主的深情厚谊。于是，为了表示对李勣情感的尊重，李渊满足了他的请求，允许他以君臣之礼隆重安葬李密。

李密葬礼那天，李勣和曾经的瓦岗军将领，已归顺唐朝的他们，身着丧服，默默送行。这一幕，让世人见证了李勣的忠诚。这次送葬，不再是单纯的礼仪之举，而是忠诚与义气的彰显。人们纷纷议论，李勣是个真正的忠诚之士。他的行为不仅是对逝者的敬意，更是对唐朝的坚定承诺。

李勣施展策略，逐步赢得唐高祖李渊的信任。而在李渊的得力次子秦王李世民面前，李勣更是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道德风范。他凭借自身的能力和专业，收获了领导人的青睐与尊敬。在这些关键人物的视线内，他展现出非凡的决策能力和道德水准，为自己赢得了声誉。

昔日瓦岗军英勇大将单雄信，选择了归顺洛阳的王世充。然而世事难料，随着王世充的败落，单雄信最终落入了李世民的手中。

被称为飞将的单雄，其实力非凡，是一个极其出色的战士。当他为王世充效命时，曾与李世民在战场上交锋。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决，单雄几乎跃马挺枪，直接向李世民的方位冲去，那份英勇无畏令人惊叹。

单雄信战败被俘，面临死罪。李勣与单雄信乃同乡，情深意重，遂冒险向李世民求情。他直言愿以自己的官爵为单雄信赎罪，然而这一请求并未得到李世民的认可。《旧唐书》记载，李渊下令处决了单雄信。

李勣站在牢狱之中，面对即将被处决的单雄信，内心充满诀别之痛。他眼中含泪，声音低沉而坚定：“雄信兄，我视你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愿与你共赴生死。然而，我已身负国家重任，忠诚与义气，两者难以兼顾。若我随你而去，谁来照顾你的家人？我将失去职责，他们也将失去照顾。”

李勣果断割下自己大腿上的一块肉，面对单雄信，平静地表示：“兄弟，这块肉将随你而去，证明我决不会背弃我们的誓言。”单雄信听后，毫不犹豫地吃下了李勣的肉，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赴死。之后，李勣如约承担起抚养他儿子的责任。

李勣历经曲折，在瓦岗军和唐军中服役，期间还短暂地投奔了窦建德。然而，他在处理李密和单雄信的丧事时表现出的忠诚义气，为他赢得了崇高的政治声誉，使他终于在唐朝立足。

【02】

武德四年，李世民王子的剑锋锐利，势如破竹。经过激战，两大强敌窦建德、王世充纷纷败下阵来。洛阳，那座巍峨的城池也在其锐气之下沦陷。

《旧唐书》记载，在唐军胜利归来之际，唐高祖在长安城论功行赏。当时，李世民被任命为上将，而李勣为下将。两位将军身着金光闪耀的战甲，乘坐战车，载着胜利的喜悦进入太庙，进行庄重的告捷仪式。

在唐朝的历史记载中，除了李勣，齐王李元吉这位李世的亲弟弟，同样备受殊荣，同受封赏。

玄武门之变后，李元吉与隐太子李建成的事迹被渐渐遗忘，他们的辉煌战功似乎被历史抹杀。洛阳之战中，李元吉的身影也逐渐模糊。然而，即便被忽略，李元吉和李勣的战功依然耀眼。李勣的功绩仅次于秦王和齐王两位皇子，他的功勋无疑堪称卓越。

在唐朝初期的统一之战中，李勣随李世民征战四方，他的战绩犹如神话。他曾攻破王世充与窦建德的重围，还曾助李建成平定刘黑闼的叛乱。此外，他还与李孝恭联手消灭了辅公祏的势力，这些胜利都是他一次次英勇战斗的结果。

玄武门之变前夕，李勣已稳坐唐朝将领之尊位。

在史书的记载中，烟阁里近代出类拔萃的两位将领便是英才和卫国公，他们的风采被史书公认为不可多得的名将，名列其中，堪称翘楚。

英国杰出的将领李勣与卫国公李靖齐名，皆为唐朝开国初期的杰出功臣，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名将之列。他们以卓越军事才能名垂青史。这两位大将的风采令人钦佩。他们曾在唐朝辉煌的年代展现出不凡的军事才能，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。

玄武门之变前，李世民派人秘密拜访李靖和李勣，寻求他们的支持和合作。

历史文献记载了两位大将的明确态度，展现了截然不同的记载方式。

《旧唐书》记载，李世民与李建成的矛盾日益尖锐，李靖和李勣坚定地支持秦王，认为他因功高而受猜疑。他们劝秦王先发制人，言辞恳切：“大王身处险境，我等愿效犬马之劳，助您一臂之力！”在李世民的皇位稳固后，他依然重用二人，视他们为心腹之臣。

资治通鉴所载之史料乃源自唐朝时期之另一来源，书中描述李世民曾对此事犹豫不决，特派使者向李靖和李勣探询意见。两位将领对此并未明确表态支持，然而李世民并未因此而怒。相反，这一举动令他对李靖和李勣更为重视。唐太宗虽遭遇犹疑之事，却未引起纷争之心。此次对二将之举只是使太宗进一步认定，他们确有其深厚之才和内在力量。二人以不言之言让李世民愈发欣赏，加深了李世民对二人的敬重和信任。

在那个时代，李靖和李勣分别在灵州与并州肩负镇守之责，率领军队严阵以待突厥的侵扰。由于他们身处长安之外，无法触及玄武门之变的核心，因此并未轻率地表明立场。这样的记载逻辑清晰，合情合理。

李勣的性格，正如唐高宗在《李勣碑》铭文中所描述的那般，展现了一种沉稳如室的特质。这种沉稳，如同历经风霜的古老松树，虽经历风雨却依然坚韧不拔。在日常交往中，他慎言慎行，深沉内敛，彰显出不凡的气度。

【03】

李勣的一生，带兵如己，深得人心。在他的在世时日里，无论身处何地，皆为人称颂。他带领的军队就如同他的品格一样，倍受赞誉。

史书所载，李勣领兵打仗，颇具策略，智慧高超，能够果断决策。与他共议军事之时，他能如流水般接纳他人之善策，顺其自然而毫无固执己见之意。每当取得胜利，他总将战功归于麾下将士，毫无居功自傲之态。所获战利品金帛，他亦毫无保留地分给将士们，这种慷慨大方之举赢得了他们的衷心拥戴。因此，他所领之兵，士气高昂，无所畏惧，无论攻守，皆能取胜。这样的李勣，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深得人心的治军之道，赢得了历史的赞誉。

唐太宗掌权期间，曾如此赞扬李勣：“隋炀帝劳民伤财修建长城，意图抵御突厥，但终究徒劳无功。朕命李勣守卫晋阳，边境安宁，无战火狼烟，可谓真正的屏障，无需砖石构筑的长城便已足够。如此手腕，岂非壮哉？”

在贞观年间，李勣的威名如同国家的坚固屏障，他在边疆的征战中屡建功勋。

在贞观四年的辉煌日子里，李勣被朝廷任命为通漠道行军的总管。他与李靖将军协同作战，英勇地分兵出击，一举灭亡了强大的东突厥。在这次伟大的胜利中，李勣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，他成功俘虏了五万余敌人。随着这一胜利的巩固，唐朝的疆域得以大大扩张，从阴山一直延伸到辽阔的大漠。

贞观十五年，李勣担任朔州道行军总管，指挥六万步骑兵，成功击溃了由薛延陀和其他部族组成的二十万联军。战斗时，他依然勇猛无畏，命令士兵下马，手持长槊直接冲锋陷阵，展现出其始终如一的英勇气概。

李勣是高句丽的最终征服者。他参与了三次东征，最终实现了隋唐两代王朝长期以来的愿望，将高句丽纳入了中原的统治范围。

自隋朝起，东北的高句丽已成为中原王朝的心头大患。隋炀帝三度征伐高句丽，不惜耗尽国力，众多英勇将领随军出征，却接连在辽东受挫。

唐太宗御驾前，召集重臣商议出兵高句丽之策。

褚遂良身为宰相，身为反战派领袖，忧虑太宗皇帝步隋炀帝后尘。他直言不讳地进言：“陛下威武非凡，跨越辽河不在话下。然而万事必须提防万一，出兵之际若有些许闪失，将难显我泱泱大国之威。若因此激怒再次出兵，国家安危堪忧。”褚遂良性格审慎且胆识过人，敢于直谏。他的观点得到朝中其他反战派大臣的共鸣与支持。

当时，李勣身为坚定的主战派和兵部尚书，力排众议，坚定回应：面对薛延陀的侵扰，我们若错失追击良机，将遗憾终身。若依圣策行事，定能一举消灭薛延陀，让其五十年内不敢再乱。他认为，东征高句丽更是消除长久隐患的关键，高句丽在辽东割据已久，兵力更为强大，威胁更为深重。我们必须果断出击，一举解决这一心头大患。

贞观十八年，唐太宗采纳了李勣的策略建议，下令由张亮和李勣联手统帅十万大军，其中包括水路两军，挥师东征高句丽。次年，他亲自出征辽东战场。为此，他昭告全国，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宣言。

辽东之地，自古以来便是中国领土，然隋朝四次出兵，未能收回。如今朕挥军东征，不为其他，只为子弟之仇，为君父之辱报仇雪恨。天下大局已定，唯此一处尚未平定，趁朕尚有余力，借士众之勇，定当夺取辽东。

李勣担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率领军队来到辽东城下。此时，高句丽增援的四万大军已至。李勣智勇双全，一方面派遣唐朝宗室名将李道宗，仅带四千兵力牵制敌军，另一方面集中主力攻打辽东城。他果断决策，巧妙调配兵力，旨在迅速攻克辽东城。

面对辽东城的坚固防线，李勣指挥着抛石车和撞车不断攻击城楼，昼夜不息，持续了整整十二天。随着唐太宗的精兵到来，他利用风向放火烧城。在南风助力下，火势凶猛，辽东城终于被破。唐军大获全胜，杀敌万余，俘虏四万，收获粮食五十万石。为了纪念此次胜利，唐太宗决定设立辽州。

唐朝的铁骑席卷如风，迅速攻破防线，降服了白岩城，之后更是势如破竹地直指安市城。高句丽的军民面对这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势，举国陷入了恐慌与混乱之中。虽然他们仍在苦苦坚守，然而形势已难以逆转。恶劣的气候竟成为了他们反抗唐军的得力助手。深秋将至，枯草凄凄，河流冰封，在这样的环境中唐军倍感压力。他们对安市城的围攻持续已久，却始终未能攻克。加之辽东的严寒几乎让他们无法抵挡，唐军不得不做出决定，放弃继续东进的计划。唐太宗果断下令，全军回朝。

次年，李勣再次领兵渡辽水，连克数城，焚烧城池后荣耀回归。在贞观时期，唐军的激烈战斗显著地削弱了高句丽的实力，为未来胜利铺平了道路。

高宗时期，高句丽内部纷争不断，朝廷趁机出兵辽东，一举出击。

七旬李勣执掌辽东道行军大总管重任，率唐军再度东征。行至高句丽西北门户新城，他对众将士直言：“新城，乃高句丽之重要关隘，不夺此城，余城难下。”因此，李勣集中兵力猛攻新城，经过持续的围困，最终迫使新城守军投降。

城市陷落之际，高句丽的防线随即分崩离析，唐军气势如虹，势如破竹，一举攻克高句丽十六座城邑。

总章元年，唐军挥军南下，横扫鸭绿江南北的高句丽堡垒，最终成功占领平壤。这一年，李勣已经七十五岁高龄，终于俘虏了末代高句丽王宝藏王与他的权臣泉氏一族。原本盛大的王朝土崩瓦解在他的手中。

故事到了这里，高句丽政权的命运宣告终结。唐朝随即对其领土进行重整，将其划分为九个都督府、四十二州以及百余县。此后，在重要的城市平壤设立了安东都护府，以稳固其统治地位。

当年老骥伏枥之际，李勣重新拿起战旗指挥千军万马。唐高宗与大将贾言忠的对话，背后暗藏着深意。

高宗探寻：“领军辽东之人，谁堪大才？”询问之下，犹如揭开小说的序章，故事在好奇与期待中展开。朝中贤士如何回应，众将之中谁属英豪？期待之中，历史的一页即将翻开。

贾言忠提及李勣、庞同善、契苾何力、高侃以及薛仁贵诸位将领。其中，李勣是昔日朝廷的得力老臣，对于陛下而言早已熟知。庞同善虽非战斗派将领，但他治理军队严谨有序。薛仁贵威震三军，声名足以震慑敌军。高侃生活简朴，忠诚果敢且富有谋略。契苾何力虽有些嫉妒心，但其性格沉毅稳重，确有统领之才。然而，尽管这些将领日夜为国忧心操劳，但无人能与李勣相提并论。

当李勣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，是否会记起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勇士？他在乱世隋末崭露头角，自此以后，为唐朝的江山奋战了半个世纪。

此次挥师东进，向高句丽发起挑战，是他人生旅途中的最后一次征战。

【04】

回首一生，李勣晚年的声音里已不再有年轻时的锋芒，反而更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职场人士的话语。他平静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：“我本是山东乡野之子，遇见明智的主君，才有幸踏上富贵之路，地位显赫，如今已近八十高龄。这一切，或许都是命运的安排吧。”

他谦逊地坦言，如今的荣华富贵，全因依附明智之主。

在唐朝风云激荡的五十载岁月里，李勣之所以能屹立不倒，并非仅因他的赫赫战功。他的过人政治智慧才是其背后的支撑力量。

在贞观时期的倒数第二年，亦即公元六四九年，大唐皇帝李世民正处于疾病困扰之中。他决定在终南山的翠微宫暂时休养，以期能够恢复健康。然而，他的病情并未好转，反而日渐恶化。此刻的他已清楚地感知到自己即将告别这个世界。

唐太宗即将辞世之际，对太子李治密授策略：“李勣目前尚未对你展现深厚情感。朕欲将其暂时贬至地方，待朕离世后，你再提拔他为仆射。届时，他必将深感你的恩德，忠诚于你。”

在这个家天下的帝制时期，朝廷大臣就像是皇帝的专属雇员，其命运的兴衰荣辱完全受制于皇帝的恩赐。

唐太宗觉得，李勣之所以能多年受重用，主要是皇恩浩荡所致。为了展现新君对老臣的恩义，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君臣之间的尊卑秩序，唐太宗决定先让李勣去边疆任职，然后再由他的儿子李治接手，重新提拔他。

在唐太宗生命垂危的时刻，李勣被任命为叠州都督，镇守国家的边疆。接到命令后，他毫无迟疑，立刻踏上前往叠州（现今的甘肃迭部县）的征程。他的果断行动，有效地消除了唐太宗的猜忌。

太宗辞世后，李治迅速召见李勣，迅速将其任命为尚书左仆射，赋予宰相之职。

有些学者推测，唐太宗的这些深思熟虑的部署，其实重点在于强化边疆的防卫力量。

叠州，唐朝西北的重要城池，毗邻吐蕃，地理位置极为关键。唐高宗登基之际，边疆局势多变，为稳定边境，军事威慑力强大的李勣将是不可或缺的利器。

重返长安，身为朝廷重臣的李勣正步入政治生涯的暮年，然而风云变幻的政治环境再次将他置于风口浪尖。面对未知的挑战，他必须再次运筹帷幄，以智应对。

唐高宗对其曾称之小妈的武氏情深意重，打算因皇后王氏无所出嗣为由，废除其位，进而册封武氏为皇后。高宗为此向朝中大臣们征求意见。

在废王立武的事件中，朝廷大臣们分为两派，一场暗涌的较量悄然展开。以皇帝的亲舅舅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，坚决捍卫旧制，反对废后的举动。而另一边，新兴士族的代表人物许敬宗和李义府，则暗中与武氏勾结。他们劝说唐高宗时言辞直率而富有戏剧性：“就像乡下的农夫多收了十斛米就会想要换老婆一样，作为天子，在选择立皇后时，又怎能过于在意他人的意见？”

双方陷入僵持之际，李勣巧妙地利用自己的世故智慧，以身体欠安为由，悄然隐退朝堂之上，似乎置身事外，置身激烈的争斗之外。

唐高宗私下造访，李勣终于开口：“此乃陛下家事，不必劳烦外人插手。”

李勣表面上缄默无言，实则暗合唐高宗的心意。在皇室的家务事中，最终决定权在皇帝手中。若唐高宗有意废除皇后，无人能够阻挡其决心。

据说，与李勣的会面后，皇帝的决策心意便稳固下来。

自废王立武之后，曾经反对的朝廷重臣，如长孙无忌、褚遂良和韩瑗等，有的被贬职，有的遭遇不幸。然而，李勣却得到了更高的礼遇。自此以后，他在入宫见皇帝时，可以乘坐小车直接进至皇宫深处。

历史学者在研究历史时，由于对武则天的“牝鸡司晨”现象存在偏见，通常会对李勣的默许行为提出指责。他们忽略了这一事件背后的复杂因素，往往只看到表面现象便草率做出评价。不过李勣的行为，确实值得深入探究。

范祖禹将废王立武的责任归咎于李勣一人。他主张，如果李勣认为立武不妥，那么武氏就不会成为帝王。然而，李勣并未坚决反对，反而助纣为虐。正因如此，导致了后来的帝位之争以及无忌、遂良的死亡，皆因李勣的所作所为。其引发的祸患何其之大！

然而，大多数人仅仅瞥见了李勣对皇帝意志的顺从，却未曾深入探究他背后选择的深层内涵。他的行为并非单纯的臣服，而是背后蕴含着更深层次的动机和选择。李勣的人生之路并非一眼可见的表面那样简单，而是充满了复杂和深刻的选择与决断。

山东出生的李勣，虽在唐朝任职近半个世纪，却从未真正融入关陇集团的核心圈子。当唐太宗病危之际，被贬低的李勣深深感受到与这个权力集团间的距离愈发遥远。

当武则天坐上皇后之位，山东庶族地主的代表人物如许敬宗和李义府开始崭露头角，在历史舞台上显露活跃之态，与此同时，关陇贵族的力量开始被渐渐消融。对此历史转折，史学家陈寅恪将其视为中国中古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。在这一转变背后，武则天的崛起与山东庶族地主的兴盛紧密相连，共同塑造了历史的走向。

李勣的行动间接促成了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。作为山东庶族的代表，他的利益促使他参与其中，而这一决策也最终为他带来了荣耀与哀荣的人生结局。

在总章二年，即公元669年，历经辽东战场洗礼的李勣在长安辞世，享年七十六岁。这位战士的传奇人生画上了句号。

高宗皇帝闻讯后，悲痛欲绝，当即下令暂停朝政七日，以哀悼逝者。到了下葬之日，他独自登上宫楼，目送载着逝者遗体的灵车缓缓远去。他的哭泣之声，连身边的随从都深受感动，无声地流淌着哀思。

李勣辞世后，陪葬于唐太宗昭陵之侧。其墓依汉将卫青、霍去病之先例，巧妙地融入自然之中。借山势塑造出阴山、铁山、乌德鞬山的轮廓，以此纪念他在这些地方的辉煌战绩，特别是他大破突厥、薛延陀的英勇事迹。

在生命的终点，李勣留下遗言，对弟弟李弼述说后事安排，他的话语简洁而深刻，主要涵盖三项内容：

李勣在临终前，特别嘱咐子孙不要重蹈房玄龄、杜如晦和高季辅的后尘。这三位昔日显赫一时的功臣，生前荣耀无比，然而他们的子女却不幸卷入政治漩涡而丧命。因此，他以此为警示，希望子孙能够吸取教训，谨慎行事，避免走向破灭的道路。

关于身后事，他的愿望是简办葬礼。只希望能以简单的布装车辆，载着他平凡如己的棺柩。在棺中，他要求只穿日常衣物，只额外添加一套朝服作为纪念。至于随葬品，他仅要求五六匹马的模型，帐篷则采用朴素的布幔作顶，白纱围裙。在那宁静的冥界住所中，他需要陪伴的是十个简朴的木人而已。

对于家中的姬妾和佣人，他有了新的安排，期望弟弟能协助他妥善安置这些弱势的家人。

在生命的尾声，李勣以坚定的口吻向子孙们留下最后的教诲：“若违我遗言，就如同对我尸身施以酷刑。”他的话语简洁而有力，寄予着深深的期望与警示。

未曾料想，李勣在世时如履薄冰般战战兢兢，即便是身后也未曾逃离权力之爪的纠缠。

十五年后，李勣的孙子李敬业对武则天的行为心生不满。武则天频繁废立皇帝，自己独揽大权，在朝堂上飞扬跋扈。李敬业心怀不满，决定在扬州发动叛乱，挑战武氏的统治。然而，最终他兵败身亡。

武则天雷霆震怒，对李敬业一家施以严惩，不仅剥夺了他们的赐姓，还将其祖父李勣的官爵一并革除。随即，她下令挖掘李勣的坟墓，毁坏其棺木，以此举威慑朝中，警醒那些有越轨之心的人。

一纸皇令，颠覆忠良一生戎功。昔日沙场铁骑，最终不敌朝廷轻描淡写的命令。

《旧唐书》由刘昫编撰，中华书局出版，于一九七五年问世。这部史书以简洁明快的语言，生动展现了历史的画卷。

《新唐书》，由宋代的欧阳修与宋祁联手编纂，于一九七五年由中华书局出版。此史书摒弃了过于繁缛的修辞，以简洁明快的叙述方式，再现了唐朝历史的波澜壮阔。它采用小说的表述风格，语言朴实自然，没有过多的华丽辞藻和抒情式描写。书中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精准记述和人物刻画，展现了唐朝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。尽管篇幅有所缩减，但书中内容依然专业严谨，句子结构紧凑，词汇替换精准，让读者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历史的韵味。

宋代的司马光，他留下的传世之作《资治通鉴》，这部著作以丰富的历史细节和深刻的见解为人们所知。中华书局出版的这一版本，不仅在文言文的准确性与解读的深度方面，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。对于渴望探索中国古史的人来说，这本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来源。出版于二十一世纪的这部书，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历史视角，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过去。

宁志新所著的《李勣传》，由三秦出版社于千禧之年出版。

黄永年所著《文史存稿》，由三秦出版社于二零零四年出版。

牛致功在《考古与文物》杂志的《李勣墓志铭的相关探讨》一文中，详细探讨了李勣墓志铭的相关问题，这篇文章于2000年第6期刊载。